原文
硃异 贺琛
硃异，字彦和，吴郡钱唐人也。父巽，以义烈知名，官至齐江夏王参军、吴平 令。异年数岁，外祖顾欢抚之，谓异祖昭之曰：“此儿非常器，当成卿门户。”年 十余岁，好群聚蒲博，颇为乡党所患。既长，乃折节从师，遍治《五经》，尤明 《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年二十，诣都，尚 书令沈约面试之，因戏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达其旨。约乃曰： “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其年，上书言建康宜置狱司， 比廷尉。敕付尚书详议，从之。旧制，年二十五方得释褐。时异适二十一，特敕擢 为扬州议曹从事史。寻有诏求异能之士，《五经》博士明山宾表荐异曰：“窃见钱 唐硃异，年时尚少，德备老成。在独无散逸之想，处暗有对宾之色，器宇弘深，神 表峰峻。金山万丈，缘陟未登；玉海千寻，窥映不测。加以珪璋新琢，锦组初构， 触响铿锵，值采便发。观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负重遥途，必有千里之用。” 高祖召见，使说《孝经》、《周易》义，甚悦之，谓左右曰：“硃异实异。”后见 明山宾，谓曰：“卿所举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学博士。其年，高祖 自讲《孝经》，使异执读。迁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迁鸿胪卿，太子 右卫率，寻加员外常侍。
普通五年，大举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请举地内属，诏有司议其虚实。 异曰：“自王师北讨，克获相继，徐州地转削弱，咸愿归罪法僧，法僧惧祸之至， 其降必非伪也。”高祖仍遣异报法僧，并敕众军应接，受异节度。既至，法僧遵承 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迁散骑常侍。自周舍卒后，异代掌机谋，方镇改换， 朝仪国典，诏诰敕书，并兼掌之。每四方表疏，当局簿领，谘询详断，填委于前。 异属辞落纸，览事下议，纵横敏赡，不暂停笔，顷刻之间，诸事便了。
大同四年，迁右卫将军。六年，异启于仪贤堂奉述高祖《老子义》，敕许之。 及就讲，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延学士，异与 左丞贺琛递日述高祖《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异于玄圃讲《易》。八年，改加 侍中。太清元年，迁左卫将军，领步兵。二年，迁中领军，舍人如故。
高祖梦中原平，举朝称庆，旦以语异，异对曰：“此宇内方一之征。”及侯景 归降，敕召群臣议，尚书仆射谢举等以为不可，高祖欲纳之，未决；尝夙兴至武德 阁，自言“我国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讵是事宜，脱致纷纭，悔无所及”。异探 高祖微旨，应声答曰：“圣明御宇，上应苍玄，北土遗黎，谁不慕仰？为无机会， 未达其心。今侯景分魏国太半，输诚送款，远归圣朝，岂非天诱其衷，人奖其计！ 原心审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绝后来之望。此诚易见，愿陛下无疑。”高祖 深纳异言，又感前梦，遂纳之。及贞阳败没，自魏遣使还，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 敕有司定议，异又以和为允，高祖果从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 使北通好。是时，侯景镇寿春，累启绝和，及请追使。又致书与异，辞意甚切，异 但述敕旨以报之。八月，景遂举兵反，以讨异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 其众守大司马门。
初，景谋反，合州刺史鄱阳王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累有启闻，异以景孤立寄 命，必不应尔，乃谓使者：“鄱阳王遂不许国家有一客！”并抑而不奏，故朝廷不 为之备。及寇至，城内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制《围城赋》，其末章云：“彼高冠 及厚履，并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陈谋谟之启沃，宣政刑之 福威，四郊以之多垒，万邦以之未绥。问豺狼其何者？访虺蜴之为谁？”盖以指异。 异因惭愤，发病卒，时年六十七。诏曰：“故中领军异，器宇弘通，才力优赡，谘 谋帷幄，多历年所。方赞朝经，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恻悼兼怀。可赠侍中、尚书 右仆射，给秘器一具。凶事所须，随由资办。”旧尚书官不以为赠，及异卒，高祖 惜之，方议赠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启曰：“异忝历虽多，然平生所怀，愿得执法。” 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赠焉。
异居权要三十余年，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历官自员 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卫率至领军，四职并驱卤簿，近代未之有也。异 及诸子自潮沟列宅至青溪，其中有台池玩好，每暇日与宾客游焉。四方所馈，财货 充积。性吝啬，未尝有散施。厨下珍羞腐烂，每月常弃十数车，虽诸子别房亦不分 赡。所撰《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乱中多亡逸。
长子肃，官至国子博士；次子闰，司徒掾。并遇乱卒。
贺琛，字国宝，会稽山阴人也。伯父蒨，步兵校尉，为世硕儒。琛幼，蒨授其 经业，一闻便通义理。蒨异之，常曰：“此儿当以明经致贵。”蒨卒后，琛家贫， 常往还诸暨，贩粟以自给。闲则习业，尤精《三礼》。初，蒨于乡里聚徒教授，至 是又依琛焉。
普通中，刺史临川王辟为祭酒从事史。琛始出都，高祖闻其学术，召见文德殿， 与语悦之，谓仆射徐勉曰：“琛殊有世业。”仍补王国侍郎，俄兼太学博士，稍迁 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迁通直正员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阳 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满岁为真。诏琛撰《新谥法》，至今施用。时皇太子议，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驳之曰：
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记》文，窃犹致惑。 案嫁冠之礼，本是父之所成，无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 为文；非关惟得为子，己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妇”， 其义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结于后句，方显自娶之义。既明小功自娶， 即知大功自冠矣，盖是约言而见旨。若谓缘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轻，故得 为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则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应复云 “冠子嫁子”也。若谓小功之文言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己冠，故知身有大功，不 得自行嘉礼，但得为子冠嫁。窃谓有服不行嘉礼，本为吉凶不可相干。子虽小功之 末，可得行冠嫁，犹应须父得为其冠嫁。若父于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于吉凶 礼无碍；吉凶礼无碍，岂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于事有碍，则冠子嫁子宁独可 通？今许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
又令旨推“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伏寻此旨，若 谓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为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 不得冠娶矣。《记》文应云降服则不可，宁得惟称下殇？今不言降服，的举下殇， 实有其义。夫出嫁出后，或有再降，出后之身，于本姊妹降为大功；若是大夫服士， 又以尊降，则成小功。其于冠嫁，义无以异。所以然者，出嫁则有受我，出后则有 传重，并欲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彼服则隆。昔实期亲，虽再降犹依小功之 礼，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止是一等，降杀有伦，服末嫁冠， 故无有异。惟下殇之服，特明不娶之义者，盖缘以幼稚之故。夭丧情深，既无受厚 佗姓，又异传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轻，顿成杀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 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殇，乃明不娶。其义若此，则不得言大功之降服， 皆不可冠嫁也。且《记》云“下殇小功”，言下殇则不得通于中上，语小功则不得 兼于大功。若实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亦不冠嫁者，《记》不得直云“下 殇小功则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
遂从琛议。
迁员外散骑常侍。旧尚书南坐，无貂；貂自琛始也。顷之，迁御史中丞，参礼 仪事如先。琛家产既豊，买主第为宅，为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复为尚书左丞，迁 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未拜，改为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并参礼仪事。 琛前后居职，凡郊庙诸仪，多所创定。每见高祖，与语常移晷刻，故省中为之语曰： “上殿不下有贺雅。”琛容止都雅，故时人呼之。迁散骑常侍，参礼仪如故。
是时，高祖任职者，皆缘饰奸谄，深害时政，琛遂启陈事条封奏曰：
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效一职；居献纳之任，又不能荐一言。窃闻“慈父不爱 无益之子，明君不畜无益之臣”，臣所以当食废飧，中宵而叹息也。辄言时事，列 之于后。非谓谋猷，宁云启沃。独缄胸臆，不语妻子。辞无粉饰，削槁则焚。脱得 听览，试加省鉴。如不允合，亮其戆愚。
其一事曰：今北边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天下户口减落，诚 当今之急务。虽是处雕流，而关外弥甚，郡不堪州之控总，县不堪郡之裒削，更相 呼扰，莫得治其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于大姓， 或聚于屯封，盖不获已而窜亡，非乐之也。国家于关外赋税盖微，乃至年常租课， 动致逋积，而民失安居，宁非牧守之过？东境户口空虚，皆由使命繁数。夫犬不夜 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县，舟舸衔命者，非惟十数；复穷幽之乡，极远之邑， 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属所搔扰；况复烦扰积理，深为民害。驽困邑宰，则拱手听 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纵有廉平，郡犹掣肘。故邑宰怀印，类无考 绩，细民弃业，流冗者多，虽年降复业之诏，屡下蠲赋之恩，而终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圣主恤隐之心，纳隍之念，闻之遐迩，至于翾飞蠕动，犹且度脱， 况在兆庶。而州郡无恤民之志，故天下颙颙，惟注仰于一人，诚所谓“爱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须应痛逗药，岂可不治之哉？今天下 宰守所以皆尚贪残，罕有廉白者，良由风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 粗举二条，言其尤者。夫食方丈于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竞夸豪，积果如山 岳，列肴同绮绣，露台之产，不周一燕之资，而宾主之间，裁取满腹，未及下堂， 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锡，良待和戎。今畜妓之夫，无有等秩， 虽复庶贱微人，皆盛姬姜，务在贪污，争饰罗绮。故为吏牧民者，竞为剥削，虽致 赀巨亿，罢归之日，不支数年，便已消散。盖由宴醑所费，既破数家之产；歌谣之 具，必俟千金之资。所费事等丘山，为欢止在俄顷。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费 之多。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余淫侈，著之凡百，习以成俗，日见滋 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尚清白，安可得邪！今诚宜严为禁制，道之以节俭，贬黜雕 饰，纠奏浮华，使众皆知，变其耳目，改其好恶。夫失节之嗟，亦民所自患，正耻 不及群，故勉强而为之，苟力所不至，还受其弊矣。今若厘其风而正其失，易于反 掌。夫论至治者，必以淳素为先，正雕流之弊，莫有过俭朴者也。
其三事曰：圣躬荷负苍生以为任，弘济四海以为心，不惮胼胝之劳，不辞癯瘦 之苦，岂止日昃忘饥，夜分废寝。至于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责下之嫌，下无逼上 之咎，斯实道迈百王，事超千载。但斗筲之人，藻棁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诡 竞求进，不说国之大体。不知当一官，处一职，贵使理其紊乱，匡其不及，心在明 恕，事乃平章。但务吹毛求疵，擘肌分理，运挈瓶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为能， 以绳逐为务，迹虽似于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旷官废职，长 弊增奸，实由于此。今诚愿责其公平之效，黜其谗愚之心，则下安上谧，无侥幸之 患矣。
其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虚。今天下无事，而犹日不暇给者，良有以也。 夫国弊则省其事而息其费，事省则养民，费息则财聚，止五年之中，尚于无事，必 能使国豊民阜。若积以岁月，斯乃范蠡灭吴之术，管仲霸齐之由。今应内省职掌， 各检其所部。凡京师治、署、邸、肆应所为，或十条宜省其五，或三条宜除其一； 及国容、戎备，在昔应多，在今宜少。虽于后应多，即事未须，皆悉减省。应四方 屯、传、邸、治，或旧有，或无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减，减之。 凡厥兴造，凡厥费财，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讨召，凡厥征求，虽关国计， 权其事宜，皆须息费休民。不息费，则无以聚财；不休民，则无以聚力。故蓄其财 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财，则终年不息矣； 以小役不足妨民，则终年不止矣。扰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财而务 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弥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则难可以语富强而图远大 矣。自普通以来，二十余年，刑役荐起，民力雕流。今魏氏和亲，疆埸无警，若不 及于此时大息四民，使之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蓄积，一旦异境有虞，关河可扫， 则国弊民疲，安能振其远略？事至方图，知不及矣。
书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责琛曰：
謇謇有闻，殊称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见闻听览，所陈之事， 与卿不异，常欲承用，无替怀抱，每苦倥偬，更增惛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 不宜同于郤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 或诵《离骚》“荡荡其无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诵《老子》“知我者希，则我贵 矣”。如是献替，莫不能言，正旦虎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别言事，启乃心，沃朕 心。
卿云“今北边稽服，政是生聚教训之时，而民失安居，牧守之过”。朕无则哲 之知，触向多弊，四聪不开，四明不达，内省责躬，无处逃咎。尧为圣主，四凶在 朝；况乎朕也，能无恶人？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纵不尽善，不容皆恶。卿可分 明显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某官长凶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某人 奸猾，某人取与，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听公车上书，四凶终自不知，尧 亦永为暗主。
卿又云“东境户口空虚，良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驽困邑宰， 则拱手听其渔猎；桀黠长吏，又因之而为贪残”，并何姓名？廉平掣肘，复是何人？ 朝廷思贤，有如饥渴，廉平掣肘，实为异事。宜速条闻，当更擢用。凡所遣使，多 由民讼，或复军粮，诸所飚急，盖不获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综理？ 事实云何济办？恶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卧，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 乃佳事。无足而行，无翼而飞，能到在所；不威而伏，岂不幸甚。卿既言之，应有 深见，宜陈秘术，不可怀宝迷邦。
卿又云：守宰贪残，皆由滋味过度。贪残糜费，已如前答。汉文虽爱露台之产， 邓通之钱布于天下，以此而治，朕无愧焉。若以下民饮食过差，亦复不然。天监之 初，思之已甚。其勤力营产，则无不富饶；惰游缓事，则家业贫窭。勤修产业，以 营盘案，自己营之，自己食之，何损于天下？无赖子弟，惰营产业，致于贫窭，无 可施设，此何益于天下？且又意虽曰同富，富有不同：悭而富者，终不能设；奢而 富者，于事何损？若使朝廷缓其刑，此事终不可断；若急其制，则曲屋密房之中， 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检，其细已甚，欲使吏不呼门，其可得乎？更相恐胁，以求财 帛，足长祸萌，无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无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杀，朝中 会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约之节。若复减此，必有《蟋蟀》之讥。若以为功德事 者，皆是园中之所产育。功德之事，亦无多费，变一瓜为数十种，食一菜为数十味， 不变瓜菜，亦无多种，以变故多，何损于事，亦豪芥不关国家。如得财如法而用， 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稔，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 积累岁月。凡所营造，不关材官，及以国匠，皆资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财，颇 有方便，民得其利，国得其利，我得其利，营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 能得知。所得财用，暴于天下，不得曲辞辩论。
卿又云女妓越滥，此有司之责，虽然，亦有不同：贵者多畜妓乐，至于勋附若 两掖，亦复不闻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并宜具言其人，当令有司振其霜豪。卿 又云：“乃追恨所取为少，如复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贪廉各 用，勇者可使进取，怯者可使守城，贪者可使捍御，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齐守于 西河，岂能济事？吴起育民，必无成功。若使吴起而不重用，则西河之功废。今之 文武，亦复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为朝廷为之傅翼。卿以 朝廷为悖，乃自甘之，当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导之以节俭”。又云“至治者必以 淳素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朕 绝房室三十余年，无有淫佚。朕颇自计，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至于居 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宫，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 所以朝中曲宴，未尝奏乐，此群贤之所观见。朕三更出理事，随事多少，事少或中 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昼若夜，无有定时。疾苦之日，或 亦再食。昔要腹过于十围，今之瘦削裁二尺余，旧带犹存，非为妄说。为谁为之？ 救物故也。《书》曰：“股肱惟人，良臣惟圣。”向使朕有股肱，故可得中主。今 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虚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
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诡竞求进”。此又是谁？何者复是诡事？今不使外人 呈事，于义可否？无人废职，职可废乎？职废则人乱，人乱则国安乎？以咽废飧， 此之谓也。若断呈事，谁尸其任？专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专听生奸， 独任成乱。”犹二世之委赵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为马，卒有阎乐望夷之祸，王 莽亦终移汉鼎。
卿云“吹毛求疵”，复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复是何人乎？事及 “深刻”“绳逐”，并复是谁？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 “国容戎备”，何者宜省？何者未须？“四方屯传”，何者无益？何者妨民？何处 兴造而是役民？何处费财而是非急？若为“讨召”？若为“征赋”？朝廷从来无有 此事，静息之方复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闻。
卿云“若不及于时大息其民，事至方图，知无及也”。如卿此言，即时便是大 役其民，是何处所？卿云“国弊民疲”，诚如卿言，终须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语。 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国强兵之术，急民省役之宜，号令远近之法，并宜具列。 若不具列，则是欺罔朝廷，空示颊舌。凡人有为，先须内省，惟无瑕者，可以戮人。 卿不得历诋内外，而不极言其事。伫闻重奏，当复省览，付之尚书，班下海内，庶 乱羊永除，害马长息，惟新之美，复见今日。
琛奉敕，但谢过而已，不敢复有指斥。
久之，迁太府卿。太清二年，迁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举兵袭京师， 王移入台内，留琛与司马杨曒守东府。贼寻攻陷城，放兵杀害，琛被枪未至死，贼 求得之，轝至阙下，求见仆射王克、领军硃异，劝开城纳贼。克等让之，涕泣而止， 贼复轝送庄严寺疗治之。明年，台城不守，琛逃归乡里。其年冬，贼进寇会稽，复 执琛送出都，以为金紫光禄大夫。后遇疾卒，年六十九。
琛所撰《三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凡百余篇。
子诩，太清初，自仪同西昌侯掾，出为巴山太守，在郡遇乱卒。
陈吏部尚书姚察云：夏侯胜有言曰：“士患不明经术；经术明，取青紫如拾地 芥耳。”硃异、贺琛并起微贱，以经术逢时，致于贵显，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宠幸， 任事居权，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败国，实异之由。祸难既彰，不明其 罪，至于身死，宠赠犹殊。罚既弗加，赏亦斯滥，失于劝沮，何以为国？君子是以 知太清之乱，能无及是乎。
译文及注释
朱异字彦和，是吴郡钱唐人。父亲朱巽，因忠义节烈而知名，官作到齐朝江夏王参军、吴平令。朱异年龄敷岁，外祖父颅欢抚摸着朱异对他祖父昭之说：“此儿不是平常的人，当会成就您家门户。”年十余岁，喜好群聚赌博，极被乡党所厌恨。长大之后，便强自克制改变恶习从师学习，遍学《五经》，尤其明晓《礼》、《易》，涉猎文史，兼通杂艺，博戏、围棋、书法、算术，都是所擅长的。年二十岁，至京城，尚书令沈约面试他，因而舆他开玩笑说：“你年轻，为什么不廉洁？”朱异心中迟疑没有明白此话的意思。沈约于是说：“天下惟有文史经义围棋书法这些技艺，你一时都拿了过去，可称作不廉洁呀。”这年，上书言建康宜设狱司，舆廷尉品级相同，诏令交舆尚书详议，同意他的意见。 旧的制度，年二十五岁才能做官。此时朱异二十一岁，朝廷破例下令提拔他任扬州议曹从事史。不久有韶令寻求有特殊才能的人士，《五经》博士明山宾上表推荐朱异说：“我见到钱唐人朱异，年纪尚轻，但品德完备办事精明练达，在独处时没有散逸的想法，在没有人看见自己的时候仍然神色恭敬有如面对宾客，胸怀博大深沉，神态仪表高拔不凡。譬如名山高万丈，难以攀援登上巅峰；碧海深千丈，难以窥视它的深处。再譬如珪璋刚刚雕琢，佩带的锦组开始编织，一触动便发出很洪亮的声音，饰以文彩便会显现于世。观察他诚信的品行，不祇十户人家所稀有，如果让他负重驰骋于远道，必有千里马的功用。”高祖召见他，让他解说《孝经》、《周易》的义理，听后极为高兴，对左右的人说：“朱异确实特异。”后来见到明山宾，对他说：“您推举的人确是极得当的人才。”于是召朱异在西省当值，不久兼太学博士。这一年，高祖亲自讲解《孝经》，让朱异执经诵读。迁任尚书仪曹郎，入兼中书通事舍人，累经升迁任鸿胪卿，太子右卫率，不久加任员外常侍。
普通五年，大举北伐，北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者请求带着土地百姓归附，韶令有司商议此事虚实。朱异说：“自从王师北讨，不断取得胜利，徐州地方势力转而削弱，都想归罪法僧，法僧惧祸将至，他的投降必不会是假的。”高祖便遣朱异报告法僧，并敕令众军应接，均受朱异指挥。既至，法僧遵承朝廷旨意，正如朱异所预测的。中大通元年，迁任散骑常侍。自从周舍去世后，朱异代替他掌管朝廷机谋，军事长官的改换，朝仪国典，韶诰敕书起草，他一并兼管。每当四方进呈表疏，本管职司的文簿，咨询详断，全都堆积在他面前，朱异挥笔行文，览事决议，才华奔放机敏多智，手中笔一刻不停，顷刻之间，诸事便办妥了。
大同四年，迁任右卫将军。六年，朱异兽奏在尽墅堂讲述产担撰著的《老子义》，敕令允许。当他就席讲述时，朝士及道俗听者有千余人，成为当时的盛举。那时城西又开士林馆以引进学士，朱异舆左丞贺琛轮换讲述高祖撰著的《礼记中庸义》，皇太子又召朱异在玄圃讲述《易》。八年，改加任侍中。太清元年，迁任左卫将军，领步兵。二年，迁任中领军，舍人照旧。
高祖梦见平定了中原，举朝称赞庆贺，第二日清晨将梦告诉硃异，硃异对答说：“这是宇内四方统一的征兆。”当侯景归降，敕召群臣商议，尚书仆射谢里等认为不可以接收，高祖想接硃异，此事未决；曾在黎明时来到武擅舆，自言自语地说：“我国家如此太平，今便接受土地，如果因为这样做，万一给国家招致混乱，后悔就来不及了。”朱异探测到高祖隐微的心思，应声回答说：“圣明的皇帝统治天下，在上顺应苍天的意旨，北方亡国的百姓，谁不仰慕您，因为没有机会，未能表达他们的心愿。今侯景分割魏国大半土地，献纳诚心表示顺服，从远处来归附圣朝，岂不是上天开导他的内心，众人助成他的计谋？推究侯景的本意，审察此事，极可赞许。今日如果不接纳他，恐怕会使后来者绝望。这是显而易见的，愿陛下不要疑虑。”高祖极想采纳朱异的意见，又想到前El做的梦，于是接纳侯景投降。贞阳侯战败被俘，从魏遣派使者回国，述说魏相高澄想再次与梁朝和睦相处，敕令有司定议，朱异又认为应同意此要求，高祖果然听从了。当年六月，派遣建康令谢挺、通直郎徐陵出使北面通好。当时，侯景镇守寿春，多次启奏高祖断绝舆魏和好，并请求追回使者。又致信与朱异，辞意恳切，朱异衹是转述敕旨回答他。八月，侯景便举兵反叛，以声讨朱异为名义。朱异募兵得三千人，侯景进军到京，便用这些人把守大司马门。
初，侯景阴谋反叛，合州刺史鄱阳王萧范、司州刺史羊鸦仁并多次奏报，朱异认为侯景孤身寄命梁朝，必不会那样做，便对使者说：“鄱阳王就是不允许国家有一客人!”并压下启奏不上报，所以朝廷没有对此事做防备。当侯景来侵犯，城内文武官员都责怪他。皇太子又写了《围城赋》，其末章说：“他戴着高冠穿着厚底鞋，并列鼎而食乘坐肥马，登上皇帝居住的宫殿，打开皇室的金门，陈述谋略辅佐君王，宣布政刑的福威，四郊因此修筑许多城垒，万邦因此不得安定。试问豺狼他是谁？试问虺蜴他为谁？”这是指朱异。朱异因此惭愤，发病死去，时年六十七岁。韶令说：“故中领军朱异，胸怀博大宽广，才力优秀出众，在朝廷商议谋划策略，已有多年。正应辅助朝廷施政，长久委托他重任，忽然死去，悲伤充满我心中。可追赠他侍中、尚书右仆射，赐给棺材一具。办丧事所需钱财，随由资办。”过去大臣故去不追赠尚书官，当朱异故去，高祖惋惜他，在商议追赠事宜时，左右有舆朱异友好的人，便启奏说：“朱异担任的职官虽多，然他平生所希望的，愿能得到执法官职。”高祖按照他的宿志，特有此追赠。
朱异身居权要三十多年，善于窥视入主内心深处的意图，能阿谀奉承顺从上旨，因此特别被宠任。历官自员外常侍至侍中，这四职皆可在帽子上插貂尾，自右卫率至领军，这四职出行时皆有扈从仪仗队，近代未曾有这样的事情。朱异及诸子自潮沟建造宅室一直排到青溪，宅院裹有楼台池塘玩好，每暇曰与宾客游乐。各方的馈赠，财物充积。性情吝啬，未曾散施他人。厨下珍馐美味腐烂，每月常丢弃十数车，虽是他的几个儿子亲戚也不分送。所撰著《礼》、《易》讲疏及仪注、文集百余篇，战乱中多散佚了。
长子名肃，官作到国子博士；次子名闰，任司徒掾。同在战乱中死去。
贺琛字国宝，是会稽山阴人。伯父贺场，任步兵校尉，为当世大儒家。贺琛年幼时，贺场教授他经学，他一听便能通晓义理。贺埸感到很奇异，常说：“此儿当以明晓经义而致贵。”贺场去世后，贺琛家贫，常往返诸暨，以贩粟维持生活。闲暇时则学习经业，尤其精通《三礼》。起初，贺疆在乡里聚徒教授经业，到这时他们又从贺琛学经业。
普通年间，刺史临川王征召他任祭酒从事史。贺茎开始在京城显露才华，高祖得知他有学识，就在文德殿召见他，与他谈论得很高兴，对仆射徐勉说：“贺噩的确有传世的学业。”于是补任王国侍郎，不久兼任太学博士，随即迁任中卫参军事、尚书通事舍人，参礼仪事。累经升迁任通直正员郎，舍人照旧。又任征西鄱阳王中录事，兼尚书左丞，期满实授。诏令贺琛编撰《新谧法》，至今施用。
当时皇太子建议在大功的末时，可以冠子嫁女。贺琛反驳他说：
令旨认为“大功的末时可以冠子嫁女，但不得自行加冠礼自行婚礼”。推求《礼记》文义，我对此解释还极疑惑。查考嫁冠的礼仪，本是由父亲主持，无父亲的人，才可自行冠礼，故称大功小功，并以冠子嫁子为礼制；不衹说可以为子，而己身不可这样。小功的末时，既可得以自行嫁娶，而且也说“冠子娶妇”，它的意思就更清楚了。因此先列二服丧，都写明冠子嫁子，放在下句，正显明白娶的意思。既然显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可得自冠，这是用简略的语言表达旨意。如果说因父服大功丧，子服小功丧，小功服丧轻，所以可得为子冠嫁，大功服丧重，所以不得自嫁自冠，那么在小功的末时，没有说明父舆子丧服的不同，就不应再说“冠子嫁子”了。如果说小功之文已说明己可娶，大功之文不说己可冠，所以知道身服大功丧，不得自行嘉礼，但可得为子冠嫁。我认为服丧不得行嘉礼，本是吉凶礼不可相互干犯。子虽在小功的末时，可得以行冠嫁，还是应需父亲得为他们主持冠嫁。如果父亲在大功的末时可以冠子嫁子，说明吉凶礼之间无妨碍；吉凶礼之间无妨碍，怎能不得自冠自嫁？如果自冠自嫁对服丧的事情有妨碍，则冠子嫁子难道独自可行？今允许他可冠子而不许自冠，是贺琛所疑惑的。
又令旨推研“下殇小功不可娶妇，则降服大功亦不得为子冠嫁”。我考索此旨，如果说降服大功不可以冠子嫁子，则降服小功也不可自冠自娶，造就是说凡是降服大功小功都不能冠娶。如是这样，《礼记》文应说降服则不可冠娶，岂能衹说下殇？今不言降服，祇举下殇，实有它的含义。出嫁与过继给别人为后，或有服丧再降，遇继给别人的人，对亲姊妹降服为大功；如果是大夫为身为士的父亲服丧，又因为是以尊降服，则成为小功。逭对于冠嫁，意义没有差别。所以是这样，因为出嫁则有承受自我，遇继别人则得传承重责，并想薄于此而厚于彼，此服虽降，而彼服则隆。过去为亲戚实服期丧，虽再降服，仍依照小功的礼仪，可冠可嫁。如果期服降大功，大功降为小功，祇是降一等级，降级是有规定的，而服末嫁冠，是没有差别的。衹有下殇之服，特别表明不娶的意思，衹因为年幼死去的缘故，天丧情深，既没有受到他人厚待，又舆传重彼宗不同，嫌他年幼而服轻丧，顿成杀略，因此特别表明不娶，以表示本重之恩。所以凡是降服，冠嫁没有不同；衹有下殇，才明示不娶。它的意思是这样，则不得说大功的降服，皆不可以冠嫁。而且《礼记》说“下殇小功”，是说下殇则不得通用于中舆上殇，说小功则不得兼用于大功。如果实是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殇也不冠嫁，《礼记》不得衹说“下殇小功则不可”。恐怕不是文意。此又是贺琛所疑惑的。
便听从贺琛的议论。
迁任员外散骑常侍。旧例尚书座位在南边，不穿貂皮衣；穿貂皮衣自贺琛开始。不久，迁任御史中丞，参礼仪事如先前。贺琛家产既丰，就买公主的宅第为住宅，被有司劾奏，因此事被免官。不久又任尚书左丞，迁任给事黄门侍郎，兼国子博士，未受任，改任通直散骑常侍，领尚书左丞，并参礼仪事。贺琛前后任职，凡是郊庙祭祀诸礼仪，多半由他制定。每见高祖，与他谈论常常时间很长，因此宫禁中人造样说：“上殿不下有贺雅。”贺遂的容止都很文雅，所以时人造样称呼他。迁任散骑常侍，参礼仪照旧。
当时，高祖任用的官员，皆缘饰奸谄，深害时政，贺堡于是启陈条例密封上奏说：
臣蒙受到了拔擢的恩典，然不能效力于一职；高祖进献忠言的重任，又不能进荐一言。听说“慈父不喜爱无作为的儿子，明君不容留无才能的大臣”，臣所以承受俸禄废寝忘食，夜半而叹息。便进言时事，列之于后。不能称作是谋略，宁可说是竭尽忠诚。独自藏在胸中，不告诉妻子儿女。言辞无粉饰，写成后将草稿烧焚。或许得以听览，请试加审察。如果不允合，原谅我的戆愚。
其一事是：今北边束魏叩头称臣，兵器战衣已解息，正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财物、教化训导他们的时候，然而天下户口减少，这的确是当今的急务。虽然到处衰残零落，而关外更严重，郡地忍受不了州上的纷繁迫促，县地忍受不了郡裹的搜刮，他们相继搅扰，不去实施政术，惟以应赴征敛为事务。百姓不能承受命令，就各自流亡，或依附于大姓，或聚集在边界，遣都是不得已而窜亡，不是乐意这样。国家从关外征收赋税很轻，甚至当年正常的租课，动不动就拖欠积压，而百姓失去安居，难道不是牧守的过错？束境户口空虚，皆由于使命繁多。犬夜不吠，因此百姓得以安居。今大邦大县，大船奉命而来的，不衹十敷；又穷幽的乡村。极边远的小城，也都必定到达。每来一位使者，便有所骚扰，何况是烦扰连续不断，深为民害。才能低下疲惫的官吏，则拱手听从使者的搜刮；凶暴狡诈的官吏，又依靠使者更为贪残。纵有廉平的官吏，郡裹官吏还要掣肘。因此邑宰怀揣大印，而类别没有考核，百姓弃业，流离失所的人很多，虽然每年下韶让他们复业，多次给以免除赋税的恩惠，而百姓终不得返回他们居住的地方。
其二事是：圣主忧念百姓疾苦，出百姓于水火的迫切心情，远近都有所闻，至于那些飞行蠕动的小虫，尚且能解脱苦难，何况百姓。然而州郡官吏没有忧虑百姓疾苦的情感，因此天下人的期待盼望，衹能注仰一个人，诚如所说“爱慕他如父母，仰视他如日月，敬重他如鬼神，畏惧他如雷霆”。如果能按病投药，病怎能治不好呢？今天下宰守所以皆追求贪残，很少有廉洁清白的，确实由于风俗侈靡，使他们这样。淫奢的弊端，表现在许多事情上，粗举二条，指出其中最严重的。人在僧侣那儿吃饭，所能吃到好的衹一味。今Et宴喜，竞相夸耀豪华，顿积的美果像山岳，摆列的佳肴如同绮绣，修建露台用的钱财，不足一次宴饮的费用，然而宾主之间，取舍衹是为了腹满，因此未等到他们下堂，那些食品已同臭腐被扔掉。又歌姬舞女，本有等级，十六岁的年龄，应是等待成亲。今蓄妓的人，没有等级，虽是庶贱微小的人，却都盛纳美女姬姜，竭力贪污，争用罗绮装饰。所以任官牧民，竞相剥削百姓，虽聚资巨亿，罢官还家之后，支持不了几年，资财便花销散尽。适是由于宴饮美酒所需费用，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唱歌跳舞所需用具，必用千金去买。所消耗的东西舆丘山相等，而衹是为了片刻的寻欢作乐。便更追恨过去所掠取的太少，今Et费用的太多，如能再次作官，就要加倍攫取财钱，这是多么荒谬呀!其他淫侈之事，写下来会有千百条，习以成俗，日见更甚，想使人在一隅守廉，使官吏崇尚清白，哪能得到呢!今诚宜严加禁制，教导他们要节俭，贬黜雕饰之人，纠奏浮华之事，使众人皆知，更改他们盛宴歌舞的奢靡生活，改变他们的好恶。失去节操，也是百姓所自患，正以不能合群而羞耻，也就勉强而为之，尽力而做不到，还要受到弊害。今日如果整治风气纠正失节，易于反掌。讨论完美的治理，必以淳素为首要，纠正雕饰放荡的弊端，莫有超过提倡俭朴的。
其三事是：陛下以担负百姓为己任，广济四海为心愿，不畏惧手足磨出茧子的劳苦，不推辞使身体瘦弱的辛苦，何止是日斜忘饥，夜深废寝。至于百司，没有不向上奏事的，上面息止了责备下面的嫌疑，下面没有了逼迫上面的罪过，逭治国之道超过百王，造事情超过千年的记载。但才短量小的人，富贵人家子弟，既得以在陛下面前奏事，便想以不正当的手段谋求进升，不管国家的大体。不知当一官，任一职，最重要的是治理紊乱，匡正不合时宜的事情，心地明恕，事情就能办得公平。衹去吹毛求疵，分析精密，运用浅薄的才智，提出分外的要求，以严峻刻薄为能事，致力于纠举他人过失而将他斥逐，遣做法虽貌似奉公，事实是更成就了他们的威福。犯罪的人更多，巧妙躲避更为严重。旷废官职，滋增弊奸，确实是由于此。今我诚愿实现要求他们公平处事的效益，革除他们谗愚的心愿，则下面安定上面平静，无侥幸的祸患了。
其四事是：自从征伐北境，国库空虚了。今天下无战事，然而还是日不暇给，确实是有原因。国家疲困时则应减少战事停止浪费，事少则能养民，停止浪费则能聚财，衹用五年，倘若没有战事，必能使国丰民富。如果积以岁月，造就是范蠡减吴国的方法，管仲让齐国称霸的途径。今应内减少职官，各检察他的所属。凡在京师的治所、官署、官邸、市肆应做的事情，或有十件当省去五件，或有三条当除去一条；以及国容、戎备，在昔日应多，在今日应少。虽在以后应多，即事情未必需要，全都减省。应对四方的屯戍、传驿、官署、治所，或是旧有，或无益处，或妨碍百姓，应有革除的，就革除；有应减省的，就减省。凡有兴造，凡是费钱财的，有不是急需的，有劳役百姓的；又凡是征伐招抚，凡是征收索取，虽有关国计，权衡事宜，皆须息费休民。不息费，则不能聚财；不休民，则不能聚民力。所以储蓄钱财，是为了大事用它；休养百姓，是为了大劳役用他们。如果说小事情不会破费多少钱财，那么花费就会终年不息止；认为小劳役不会妨碍百姓，那么劳役就会终年不停止。骚扰其民而想求得生聚殷实，是不可得的。消耗他们的钱财而使赋敛繁兴，则奸诈盗窃更为滋长，结果是弊病不断而百姓不可役使，则难以说国富民强图谋远大呀。自普通以来，二十多年，刑法舆劳役逐渐兴起，民力衰减流散。今魏氏和亲，疆场无警报，不如趁此时好好息养国民，使他们生聚，减省国费，令府库有蓄积，一旦国外有忧患，关河都可扫荡，而国敝民疲，怎能施行深远的谋略？事情发生了才圆谋，知道了也来不及。
书上奏，高祖大怒，召主书上前，口授敕责问贺琛说：
正直的言论有所听闻，格外的称赞是你所期望的。但朕有天下四十多年，公车署收到直言奏书，已见闻听览，他们所陈述的事情，与你的陈述没有不同，常想承用，不废弃他们的心愿，每苦于事情纷繁，更加糊涂困惑。卿冠上插貂尾印上佩丝带，学问渊博知识丰富，不应当与猥贱的人相同，衹为索取名声，在道路上炫耀自己。说“我能向上奏事，明言政治得失，遗憾朝廷不能采用”。或诵读《离骚》“广远呀那裹没有人，所以不能驭车马去千里之外”。或诵读《老子》“知我者少，则我就贵重了”。像这样的诤言进谏，没有不会说的，在正月初一的宴会上，皆是这样的人。卿可以分类言事，启发我的心，开导我的心。
卿说“今北边东魏叩头称臣，正该是让百姓繁衍后代积蓄财物、教化训导他们的时候，而百姓失去安居，这是牧守的遇错”。朕没有知人的智慧，到处多弊病，不能广听四方之言，不能遍视四方之事，从内心省察责备自己，无处可逃避罪过。尧为圣主，然而朝廷还有四凶；何况朕呢，朝廷能无恶人？但大泽之中，有龙有蛇，即使不尽是善的，也不容许全是恶的。卿可明确指出：某刺史横暴，某太守贪残，某官长凶虐；尚书、兰台，主书、舍人，某人奸猾，某人收受和给予，明言其事，得以罢免或拔擢他们。假使让舜衹听公车上书，自己最终不会知道四凶，尧也永远成为昏庸的君主。
卿又说“束境户口空虚，皆由于奉命出使的人繁多”，但未知这是什么使者？卿说“才能低下疲惫的官吏，则拱手听从使者的搜刮；凶暴狡诈的官吏，又依靠使者更贪残”，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廉平的官吏，掣肘的官吏，又是什么人？朝廷思念贤人，如同饥之择食，渴之求水，廉平的官吏受到掣肘，实为奇异的事情。应迅速逐条奏闻，应当加倍擢用。凡所遣使，多由于民讼，或又是为了军粮，这些事情如狂风般疾速，都是由于不得已而遣使。如果不遣使，天下枉舆直的事情如何综理？事情如何办理成功？恶人日益滋长，善人日益被埋没，想求得安卧，哪能得到呢？不遣使而得以治事，逭便是好事。无足而能行走，无翼而能飞翔，能到要去的地方；不施加威力而能降服人，难道不幸运得很。卿既然这样说，就应有深见，应陈述秘术，不可怀才而使国家昏乱。
卿又说：守宰贪残，皆由于饮食奢侈过度。官吏的贪残靡费，已如前面的回答。漠塞童虽吝惜修建露台用的钱财，然而邓通铸造的钱布满天下，以此办法治理国家，朕没有可羞愧的。如果认为下民的饮食遇差，也不是这样。初年，思之已甚。他们勤力经营产业，则没有不富饶的；游手好闲不急于营产，则家业贫困。勤力置办产业，以营取盘中餐，自己经营，自己食之，此对天下有何损害？无赖子弟，不勤于营置产业，使自己贫困，什么事情都不做，此对天下有何益处？而且道理上讲都称同富，但富有不同：惶吝而富有，终不能有建设；奢侈而富有，对事情有何损害？如果朝廷缓施刑罚，此事终不可断绝；如果强加禁止，则曲屋密房中的事情，如何可知？如果去家家搜检，做这样的事已是极细密，想使官吏不呼叫门，能可以吗？这样更加相互恐胁，以索求财物，足以助长祸患的萌生，对治道无益。如果此是指朝廷，但我无此事。过去祭祀用的牲畜。久已不宰杀了，朝中聚会，衹是蔬菜而已，这表明粗略懂得奢侈与节约的节度。如果再减用度，必会有《蟋蟀》中的讥讽。如果以为做功德事浪费，皆是园中所出产的。做功德的事情，也不用多破费，变一瓜为数十种，一种菜可做出十多种味道，瓜莱不变，也不用多种，因为变化种类而莱味多了，对事情有什么损害，也是丝毫与国家无关。如果得财像这样的方法使用，遣事在人面前没有可羞愧的。我自己除去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已经多年了，甚至宫人，也不食国家之食，岁月也久了。凡所营造，不经由材官，以及国匠，都是用钱雇借，把事情办成。近之得财，极为方便，民得利，国得利，我得利，营造各种功德。或以卿的心揣度我的心，所以不能知道这些事情。所得财物，在天下公开，不得用片面的言辞辩论。
卿又说蓄养女妓超越等级没有节制，这是有司的责任，即便如此，也有不同：富贵人家多蓄养妓乐，至于贵戚近臣及门下中书省这样的官署，并没有听闻家中有十六岁女子，多蓄养女妓的。这些都应直言其人，该让有司整顿多年的奢侈。卿又说：“便更追恨向日所掠取的太少，如能再次做官，就要加倍攫取财钱，这是多么荒谬呀。”勇敢与怯懦的人不相同，贪婪与廉洁的人各有用处，勇敢的人可使他进取，怯懦的人可使他守城，贪婪的人可使他捍御外侵，廉洁的人可使他治理人民。假若使叔齐守卫西河，难道能成功？而吴起去育民，也必不成功。假若使用吴起而不重用他，他就不会在西河建立功勋。今日使用文武官员，也像这样。取他们能攫取的作用，如若不行可不重新另加任用，他们也不是被朝廷委以权力地位而更加作恶。卿以朝廷的做法为荒谬，甚至是心甘情愿，也应该考虑造成荒谬的原由。卿说“应当教导他们要节俭”，又说“最好的治理办法一定是以淳素为首要”。此言大善。孔夫子说“当政者身正，不发命令下面就会行动；当政者身不正，虽下命令下面也不服从”。朕失去妻子婢妾已三十多年，没有贪色放荡的行为。朕很能自忖，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也有三十多年。至于居处的大小不过是放一床，雕饰了的东西不许入宫中，此也是人所共知的。禀性不饮酒，禀性不喜好音声，所以朝廷举办宴会，不曾奏乐，此事群贤所见到的。朕三更起床理事，随着事情的多少，事少或午前能处理完，事多至太阳偏西才得就食。经常一日吃一顿饭，或白天或夜晚，没有固定的时间。患病痛苦的日子，或许吃两次。昔日腰腹宽过了五尺，今日瘦成二尺多，旧的腰带还保存，不是妄说。为了谁这样做？是为了拯救万物的缘故。《书》说：“有了手足才能成为人，有了良臣能成为圣主。”向日使朕有股肱，就可得做中主。今仍然不免屈居九品官之下，“不令而行”，衹是虚假的话。卿现在还有嫌恨不满意，便不知怎样回答了。
卿又说“百司没有不向上奏事的，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求取进升”。此人又是谁？什么又是欺诈之事？今不使外人向上呈事，从道理上讲可以这样吗？没有人旷废职务，那官职可废除吗？官职废除人就要作乱，人作乱则国家能安宁吗？因噎废食，就是说的这种事情。如果断绝呈事，谁担负这个责任？能专门任用的人，如何可得到？所以古人说：“独听一个人的意见，就会发生奸邪的事情，仅仅信用一个人，就会造成祸乱。”这如同台二世委用趟高，元后付权给王莽。呼鹿为马，终于发生了间乐在望夷宫杀二世的祸害，王莽也终于夺取了西汉的政权。卿说“吹毛求疵”，又是什么人所吹之疵？“分析精密”，又是什么人？事情到了“严峻刻薄”“纠举别人过错而斥逐之”，并又是谁？又说“治、署、邸、肆”，哪一处应撤除？哪一职应省去？“国容戎备”，哪项应省去？哪项是不需要的？“四方屯传”，哪一个无益，哪一个妨害了百姓？何处兴造是役民？何处费财而不是急需的？什么为“讨召”？什么为“征赋”？朝廷从来没有此等事情，安静休养的方法又是什么？每件事情应举出实例，备文奏报上来。
卿说“如果不趁此时好好息养国民，事情发生了才去图谋，知道也来不及了”。就如同卿所说，当下便是大役百姓，是什么处所？卿说“国敝民疲”，诚如卿言，终究必须举出实例，不得凭空说些不着边际的话。能够论说，就必能实行。富国强兵的术略，救民急难减省劳役的事宜，指挥远近的方法，并应具体陈列。若不陈列，则是欺罔朝廷，空示口辩才能。凡是人要有作为，必先自己省察自己，惟独没有疵病过失的人，可以责罪别人。卿不得遍加蠛毁朝廷内外官员，而不直言实事。期待着听到你再次上奏，当再次观览，批付给尚书省，向全国颁布，使乱羊般的灾祸永除，危害性的事物永远灭绝，希望新的美政，又出现在今。
贺琛接到敕旨，衹能认错罢了，不敢再有指斥。
很久后，迁任太府卿。太清二年，迁任云骑将军、中军宣城王长史。侯景皋兵袭击京师，王移居台内，留下贺琛舆司马杨嗷守卫东府。贼不久攻陷都城，放任士兵进行残害，贺琛受枪击未死，贼寻找到他，用车把他载到宫殿前，让他求见仆射王克、领军朱异，劝他们开城门放贼进去。王克等人责备他，他涕泣而止，贼又用车载送他到庄严寺疗治创伤。第二年，台城失陷，贺琛逃归乡里。当年冬天，贼进兵侵犯会稽，再次执捕贺琛将他送出都城，任他为金紫光禄大夫。后得病去世，年六十九岁。贺琛编撰了礼讲疏》、(五经滞义》及诸仪法，共百余篇。
子徐勉，太清初年，自仪同西昌侯掾出任巴山太守，在郡遇乱去世。
陈朝吏部尚书姚察说：夏侯胜说过：“士人的忧患是他不精通经术；经术精通了，他取得高官显爵就如同拾取地上的芥菜那样容易。”朱异、贺琛并出身微贱，依靠懂经术遇到时机，得到贵显，符合夏侯胜的言论。然而朱异在得到皇帝的恩宠，任职掌权后，不能用正道辅佐君主，苟且进取，奉承谄媚。以至于引敌败国，实是朱异的责任。造成的祸难已很明显，而不表明他的罪过，到他死后，对他还有特殊的宠赠。有罪不作惩罚，奖赏又这样虚妄不实，不以理相劝加以阻止，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国家？君子所以知道太清年间的祸乱，能不与造一点有关吗。
参考资料：
1、佚名.道客巴巴.http://www.doc88.com/p-09490834162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