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奔书怀

译文

长夜何其漫漫，徒然高歌着《白石烂》。

宁戚未做齐臣时是个商贩，陈平最终作了汉朝大官。

彗星横扫河洛地区，想以鸿沟为界把天下分成两半。

大唐气数未尽，眼下还多灾多难。

永王执掌着节旄，兵符在手是国家的靠山。

我为他起草文书如登上黄金台，美酒满杯佳肴满案。

并非因为秋风已起，我早有归山之念。

主将之间互相猜疑，永王的大军忽然离散。

自从来到白沙洲上，丹阳岸边鼓噪而行。

宾客卫士如浮云，闻风各自消散。

城上被砍断的手指可捧，城上用人骨烧饭。

匆匆逃出关隘，进退维谷没有成算。

形势紧急南奔，北兵势大无边无沿。

环顾没有七宝鞭可留，道边把追兵拖延。

太白星夜里吞昴，大白天长虹又把日贯。

秦赵相战兄弟相争，茫茫天下从此大乱。

幸遇明主知遇之恩，仰慕祖逖当年的誓言。

过江时对着流水发誓，此去定要恢复中原。

拔剑砍向前面的柱子，悲歌不已难以重言。

注释

漫漫：一作“时旦”。《楚辞》：“靓杪秋之遥夜。”遥夜，长夜也。

宁戚：春秋时期齐国大臣。《孟子疏》：《三齐记》云：齐桓公夜出迎客，宁戚疾击其牛角高歌曰：“南山粲，白石烂，生不遭尧与舜禅。短布单衣适至骭，从昏饭牛薄夜半。长夜曼曼何时旦？”桓公乃召与语，悦之，遂以为大夫。

白石烂：古诗《饭牛歌》之一歌辞中语。谓山石洁白耀眼。

陈平：西汉大臣。《史记》：陈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说，故去事项王。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平乃去楚。闻汉王之能用人，故归大王。”

欃（chán）枪： 彗星名。《尔雅》：“彗星为欃枪。”曹植《武帝诔》：“搀抢北扫，举不浃辰。”

鸿沟：古运河名。在今河南省。楚汉相争时曾划鸿沟为界。《史记》：“项羽乃与汉王约，中分天下，割鸿沟而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

历数：犹历法。《尚书·大禹谟》：“天之历数在汝躬。”孔安国《传》：“历数，谓天道也。”《正义》云：“历数，谓天历运之数，帝王易姓而兴，故言历数为天道。”

云雷：用《周易·屯卦》义，其卦以震遇坎，故取象云雷。其义以乾坤始交而遇险难，故名屯。屯，难也。

秉旄（máo）钺（yuè）：借指掌握兵权。《魏略》：邯郸淳诣临淄侯植，归，对其所知叹植之才，以为天人。《周书》：“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

虎竹：铜虎符与竹使符的并称。虎符用以发兵；竹使符用以征调等。藩翰：喻捍卫王室的重臣。《诗经·大雅》：“价人维藩，大宗维翰。”

黄金台：燕昭王所建，用以召徕四方贤才。这里用以表示自己是受永王之召而入幕的。

“不因”二句：用张翰典故。张翰为齐王冏东曹掾，因秋风起，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遂命驾而归。

谗疑：诽谤猜疑。

自来白沙上：一作“兵罗沧海上”。《文献通考》：真州，本唐扬州扬子县之白沙镇。胡三省《通鉴注》：今真州治所，唐之白沙镇也，时属广陵郡。《扬州府志》：白沙洲，在仪真县城外，滨江，地多白沙，故名。按《南史》，南齐于白沙置一军，即此。

鼓噪：古代指出战时擂鼓呐喊。《左传》：越子为左右句卒，使夜或左或右，鼓噪而进。丹阳：按《唐书·地理志》，江南东道润州，又谓之丹阳郡，领丹徒、丹阳、金坛、延陵四县。

宾御：宾客和驭手。《文选·鲍照〈东门行〉》：“离声断客情，宾御皆涕零。”

可掬（jū）：可以用手捧住。《左传》：楚疾进师，车驰卒奔乘晋军。桓子不知所为，鼓于军中，曰：“先济者有赏。”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

爂（cuàn）：烧火做饭。《左传》：华元夜入楚师，登子反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爂。”杜预注：“爂，炊也。”

“草草”二句：《魏书·陆真传》：东平王道符反于长安，杀雍州刺史鱼元明，关中草草。《洛阳伽蓝记》：洛中草草，犹不自安。《左传》：蘧伯玉遂行，从近关出。谢惠连诗：“倚伏昧前算。”

北寇：指安禄山叛军。

“顾乏”二句：《晋书·明帝纪》：王敦将举兵内向，帝密知之，乃乘巴、滇骏马微行，至于湖阴，察敦营垒而出。有军士疑帝非常人。又敦方昼寝，梦日环其城，惊起，曰：“此必黄须鲜卑奴来也。”于是使五骑物色追帝。帝亦驰去，马有遗粪，辄以水灌之。见逆旅卖食妪，以七宝鞭与之，曰：“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俄而追者至，问妪，妪曰：“去已远矣。”因以鞭示之。五骑传玩，稽留遂久。又见马粪冷，以为信远，而止不追。

太白：星宿名，即太白金星。昴（mǎo）：星宿名，二十八宿之一。

长虹日中贯：即长虹贯日，古时认为这是种预示人间将遇灾祸的天象。《汉书》：荆轲慕燕丹之义，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卫先生为秦画长平之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应劭曰：燕太子丹质于秦，始皇遇之无礼。丹亡去，厚养荆轲，令西刺秦王，精诚感天，白虹为之贯日也。苏林曰：白起为秦伐赵，破长平军，欲遂灭赵。遣卫先生说昭王益兵粮，为应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诚上达于天，故太白为之食昴。昴，赵分也。将有兵，故太白食昂。食者，干历之也。

“秦赵”句：喻李亨、李璘兄弟交兵。《史记·赵世家》载，秦、赵之君原系同祖兄弟，后成敌国。

祖逖：东晋名将。曾以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的身份进行北伐，所部纪律严明，得到各地人民的响应，数年间收复黄河以南大片土地，进封镇西将军。

“过江”句：用祖逖中流立誓之事。《晋书》：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渡江，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词色壮烈，众皆慨叹。

悲歌：悲壮地歌唱。

　　一般学者把《南奔书怀》系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认为此诗写于天宝十四年（755年）冬季安禄山叛乱时。郁贤皓认为此诗说明了李白携宗夫人，由梁园经洛阳沦陷区向西过函谷关奔逃的经历。

　　全诗以抚时念危、忧国伤乱为主脉，共分三个层次，在叙述自己入幕前后的经历中，表露了作者孜孜不倦的思想追求。

　　第一层，从开头到“自有思归叹”，写诗人渴望从政匡济的夙志，和成为永王幕宾之后动摇不定的思绪。李白生活的年代是唐朝由盛转衰的特殊历史阶段。唐帝国的昌盛繁荣催发他产生了高度的自信力和宏伟的政治抱负。凭借个人的才能，他选择了不同于一般士子通过科考做官的道路，力求由隐而仕，走“终南捷径”。他的希望与日趋黑暗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天宝年间，长安三载的为宦生活使他目睹了封建统治者的腐朽与凶残，体会到政治迫害的冷酷无情。他带着痛苦的精神创伤和全身避祸的念头再度南北漫游，以寻求新的出路。然而，个人的不幸没能完全冷却他的报国热情，“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火焰仍在胸中燃烧。作品开篇寥寥四句，便把诗人这种复杂微妙的心态，含蓄曲折地表现出来。宁戚、陈平是历史上齐桓公和刘邦的辅弼大臣，对安邦治国皆有所建树。不过宁戚未仕之前，为待明君而辅甘愿隐遁山林，以“饭牛”为业，自得其乐。陈平求官之后，几易其主，先投魏王咎做太仆，后从项羽入关征战，均因难展襟抱又依刘邦，终算找到了满意的归宿。李白借典咏志，委婉吐情。言外之意是说，自己虽浪迹天涯也不忘怀国运民生，一旦遇到明主就能为之筹谋献策，实现经世济民的伟抱。安史叛乱，国难当头，身为一介布衣的诗人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变化。“欃枪”四句诗人以古代星象、八卦之学发表了对形势的看法。他认为，中原上空出现了慧星，它的长尾横贯河北、河南之区。这恰是安禄山叛军铁蹄蹂躏广大北方，割据两河大半土地，进行称雄作乱的标记。尽管帝国江山遇到了深重的灾难，但是，天道没有变，国祚不可摇撼。这里，读者透过天人感应神密色彩的薄雾，足可领悟到诗人忧国的焦虑，对复兴的渴望。基于此，即不难理解和评价李白加入永王李璘幕府的事情。璘是玄宗第十六子，他奉乃父于逃蜀途中所下“制置”之诏，以抗战平乱为号召，大张旗鼓经营长江流域。当其水师开赴九江，栖身庐山的李白，在“辟书三至”（《与贾少公书》）的邀请下，出于“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志，于是下山充任幕佐。诗歌“天人”二句就流露出欢欣鼓舞、乐观自豪的情绪。“天人”指永王璘。李白相信，这位光彩照人的大王充任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使，仗钺秉旄，发号施令，指挥三军，便能给统辖之地带来“春日遥看五色光”（《永王东巡歌》其三）的希望，让人久盼的太平景象指日可待了。“侍笔”两句写诗人初做幕僚的得意之态。他受到永王的礼遇，博得府主的厚爱，不能不感恩图报。他的同期诗作《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把自己赴永王军宴视为“如登黄金台”，感到很荣耀。他激励同僚：“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功成身退是李白的人生追求，他来永王幕府也不例外。可是没多久他的思想出现了新的矛盾，“不因”二句是问题的明证。导致他思想转变的根由是什么恐怕一时难以定评。就斗争形势考查，永王奉诏赴镇是在玄宗得知太子李亨即位灵武之前，待玄宗禅位，永王至江陵召募数万将土之后，肃宗与永王的冲突才逐渐公开化。李白对统治集团内部明争暗斗缺乏了解，以为“永王正月（肃宗至德二年）东出师，天子遥分龙虎旗”。随着肃宗兄弟斗争的激化，李白看清了问题的真象，他不愿违背下山报国的初衷，打算退隐，这是含情入理的。当然也不排斥另说，认为永王辟聘李白仅为笼络人心，而非用其经纶之才。不然，李白入幕不久就不会产生“徒尘黍幕府，终无能为”（《与贾少公书》）的叹息。不管哪种因素起作用，归根到底还是统治者的昏聩自私葬送了诗人，使他不能为惨遭祸辱的祖国和人民奉献自己的才智和忠爱。

　　自“主将动谗疑”到“留连道傍玩”为第二层，描述永王所部分崩离析的见闻，反映了诗人忧惧、迷茫的心境。“主将”两句是这层诗意的简括，点出了永王军队溃败的首要原因是主将狐疑猜忌，各怀异志。肃宗懂得，其弟占据东南要地，控制江淮租赋，如果羽翼丰满，必成心腹之患。因此，当永王拒绝听从他的归蜀之命的时候，则开始着手部署了翦除之计。李璘觉查后，战幕拉开，而其部下将帅因反内战却首议退路。《新唐书》本传载：“（季）广深知事不集，谓诸将曰：‘与公等从王，岂欲反耶？上皇播迁，道路不通，而诸子无贤于王者。如总江淮锐兵，长驱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挂叛逆，如后世何？……于是，（浑）惟明奔江宁，冯季康奔白沙，（季）广琛以兵六千奔广陵”。季、浑、冯是永王军的主将，璘曾派季去攻打广陵采访使李成式，派浑去袭击吴郡采访使李希言。结果双方未及较量，永王营垒不攻自散。弹指之间，李璘所部变成了势单力薄的孤军困旅。诗中“自来”六句是用具体事例描述永王军到处埃打，宾幕窜逃，溃不成军的情景。这里运笔老健精练，叙事兼带描状，灵活善变，只取几个镜头就把宏大的的空间，纷扰的战局，绘声绘形地浮现纸上。诗人先用“鼓噪”一词，活画出永王部队在转移中的情态，即军纪涣散，士气沮丧，吵吵嚷嚷。一群乌合之众拥向丹阳。这样的武装群体不仅战斗力丧失，连军心都很难维系。然后，诗歌又以“如浮云”、“从风散”在上下句之间复迭比喻永王的随从潜溜暗逃、土崩瓦解的局面。这样写法可谓取境真朴，神貌俱似，令人浮想联翩。据史料记载，永王的军队在丹阳一带受到地方势力的重创之后，便奔向鄱阳，企图逃往岭南。所以王琦《李太白全集》关于此句诗做了下面的说明：“璘与（李）成式将赵侃战新丰而败，非水战也。璘至鄱阳郡，司马陶备闭城拒之，璘怒，命焚其城，非久攻也。其曰：‘舟中指可掬，城上骸争爨”，甚言其挠败之形有若此耳。”永王一败涂地，大局不可逆转，这对具有风云之心的李白来说，是无比的忧愤和失望。“草草”六句写仓皇南奔的狼狈相，叙事中糅入抒情，诗人心迹闪灼于字里行间。败兵逃命急如星火，唯恐追及丧生，不敢稍有停歇。诗人被裹挟在溃军里边，也和众人一样，懵头转向，对未来前途茫然无知。尤为困扰诗人的是，安史叛军还在广阔的中原横行，穷凶极恶地迫害天下同胞。此时，正需要有志之士奋起抗战，而自己反倒成了一个亡命徒，那平叛安民的宿愿一下子竟变得十分遥远，这又平添了诗人的无限慌恐和不安。诗句“南奔剧星火，北寇无涯畔”中的“北寇”一词，是把握诗人精神境界的钥匙，它应和“三川北虎乱如麻”（《永王东巡歌》其二）里的“北虏”同义，皆指安史敌军。诗人憎恶统治集团自相残杀，也不甘心充当内战的牺牲品。诗人运用一则历史故事表白了这层心思：《晋书·明帝纪》说，王敦阴谋起兵做乱，明帝得知消息，乘骏马微行察王敦营垒，刚离去，就被军士查觉。王敦立刻下令追赶，明帝逃离途中有马遗粪，为麻痹追者，便用冷水灌粪。又见旅馆前有位卖食的老太婆，于是给她一把七宝鞭，叮嘱她说：“后有骑来，可以此示也。”过一会儿，追者赶到，问老太婆，她回答：“去已远矣”，并拿出马鞭给他们看。追者传看把玩，逗留许久。又见马粪已冷，相信明帝远去无疑，因之，驻马停追。诗人也希望能够在肃宗兄弟的混战中活下来，留得血肉之躯，为平息安史叛乱，重整河山的伟业尽自己的责任。此处，诗笔随着空间场景的推移，流驰不居，从摄录永王部队败北惨状转写自己的心态，以引出下面直吐胸臆。

　　全篇最后一层，写诗人报效祖国的意志和决心，及其大志未遂的悲愤。这一层如通首诗的聚光点，展现了李白灵魂的光辉。其情词激楚，慷慨磊落，诗人的风采节概如在眼前。古时有一种传说，认为人的精诚之气上达于天，就会出现长虹贯日，太白食昴之类的天象。诗中“太白”二句采用夸张手法，形容自己怀有一团爱国的赤诚和喷吐进发的救亡热情。这类虚说虽属浪漫，却富有诗意。它与“秦赵”两句构成了内蕴丰富的隐喻世界，宣达了诗人有口难言的复杂心理。“秦赵”的诠释依照郭沫若的看法是：“《史记·赵世家》云：‘赵之先与秦共祖’。中衍之后飞廉有子二人，其一日恶来，其后为秦：恶来弟日季胜，其后为赵。故秦与赵乃兄弟之国。”而李白以“秦指肃宗集团，赵则喻永王军势”。由此推断，在北寇气焰嚣张，国家岌岌可危，百姓不遑安处的非常时期，肃宗兄弟非但不能团结一心，同仇敌忾，反而丢开民族的敌人于不顾，干戈相见，殃及爱国的兵民，这不能不叫人痛裂心肺。作品从“感遇”至煞尾六句，诗人抒发了如怒涛奔涌似的感情。李白之所以弃隐出世跟随永王，确“因天下乱离，四方云扰，欲得一试其用，以扩清中原，如祖逖，非敢有逆志”（王琦语）。对此，诗人扪心自问亦无愧色，其忠肝义胆冰清玉洁，生死不渝。可惜，诗人不仅壮志成空，而且成了从王为乱的逆臣。真是出师未捷名先毁，世人终难信高洁。这样的耻辱、这样的冤枉，更是无法向人评说。诗人拔剑击柱，凄怆悲歌。在这沉雄豪迈的诗句中表现了一颗洁美的心灵和黑暗的现实在剧烈的撞冲，仿佛奋斗一生、挣扎一生、苦闷一生的悲剧主人公在呼号。诗歌结尾如重锤擂鼓，沉着有力，饶有余音。

　　李白诗多以主观抒情为主，即使在那些叙事性较强的篇章里，也往往是借客观事物勾动胸中的感情狂澜，将它化为峥嵘骏发的艺术形象。比较而言，这首《南奔书怀》在整体谋篇方面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全诗结构是由两条意脉交结而成。一是写作者个人的理想，此线顺贯整个篇章，首尾遥应，展现了诗人终生萦怀心际的精神支柱；另是写永王军势兴而转败的过程。这条线因事而显，反映了作品基本情节发展的概貌。两线勾连，各有分工，前者重在抒情，后者以叙事为主，互相转合，不枝不蔓，形成条理有序的完整、严密的诗篇。这种构思自有它的妙处。一来可以把抒情主人公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让其生姿动态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和独自的人格美。二来能够避免长篇古体诗因一味写事而沉闷，或笔笔写情而空洞。如此诗两者相参，以情驭事，由事生情，和谐统一，才会有助于加强诗歌的张力。

　　其次，此篇使事较多，几乎句不离典，用走马观花的方式去阅读，不易理出头绪。但不可因此就得出萧士赟那样的结论：“此篇用事偏枯，句意倒杂，决非太白之作。”公允地讲，李白作诗特别善于在联想的天地里驰骋笔锋，纵横无阻，也喜欢借助神话、历史故事进行抒情、议论，剖白自己内心世界。此作用典特征也与之相关。不过，诗人是在遭逢不白之冤，身家性命吉凶未卜的情势下创作这首诗歌的，其复杂心境，深隐苦衷都不宜直说，说亦难罄。只好把典实、传说化为诗中的意象，将它们连为一气，曲曲道出满腔的忠愤感激之情。这样，也为诗歌带来了浑化蕴藉的特点。